前者的政治维度具有内部性，把人权视为对政治体合法性的内部限制，暗含了人权的道德内涵，即行动者的成员身份。

二是，很多人把代表当作一种荣誉，把代表名额与照顾各方面的人士联系起来，而没有充分考虑代表人数太多，会影响权力机关讨论和决定问题。（八）有重点地逐步完善选举程序这方面，1982年修改的《选举法》，对另行选举做了完善。

但这一规定比较笼统，而1982年修改的《选举法》将其修改为，全国人大和归侨人数较多的地方人大，应当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一直适用至今。1953年《选举法》制定时，各级人大尚未选举产生，法律就专门设有选举委员会一章，对中央和地方各级选举委员会的组织、任务做了规定。（一）将直接选举扩大到县一级对于直接选举的范围，1953年《选举法》的规定，如同前述毛泽东所说，只在基层，即仅限于乡、镇以及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一级。 刘松山，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教授本文首发于《中国法律评论》2023年第4期观察栏目（第149-169页），原文29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第一次是2004年修改《选举法》，将人口超过一亿的省的代表总名额不得超过1000名的规定，修改为省级人大代表的总名额，均不超过1000名。

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阐述我国选举制度的人民民主性质时，还采用相当篇幅做了对比论证。对《选举法》的这一规定，邓小平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提名的方式，当然，在实际上是应该而且可能是主要方式，但同时规定选民或代表能有单独提出候选人的权利，使其能有更多表达意见的机会，这在我们现在的情况下是有益无害的。（五）行政领域的教化在行政领域，法律的教化功能体现得更为明显。

我国的各级立法主体都倾向将其重视的道德价值加以法律化。二、中国传统法律的教化性（一）中国传统时代的普遍秩序观伯尔曼所揭示的是整全性的基督教信仰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塑作用，同样作为整全性观念系统的儒家礼法观念对我国的法律传统也具有类似作用。结 语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进一步发展法律信仰论，以法治信仰取代法律信仰，虽然实定的法律不能成为信仰的对象，但作为理念的法治因其自身的品格可以成为信仰的对象。在相关研究中，有的具有浓重的社会学色彩，探讨了当时社会普遍有法不依的历史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要培育整个社会，尤其是执政党及其成员的法律信仰。

应如何看待法律信仰概念？有些批评者认为，法律信仰这一概念之所以被热捧，是因为当时法治建设遇到瓶颈，将法律抬升到被信仰的地位，使人民主动、普遍遵守，就能降低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成本，然而，现代社会的诸多法律仅是出于管理便利，本身并无道德属性，更无超越属性，将之抬升到信仰的地位显然荒谬。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

与此同时，在有关法律工具论的研究中，有学者同样提出以塑造法律信仰的方式克服法律工具主义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法律信仰这一概念唤回了对法律教化性的认识，并彰显出我国法律传统与近代西方法治传统的差异。在探讨与之类似的问题时，有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是建设法治社会的精神条件，尽管法律信仰自身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性质，但如果没有法律信仰，法治社会的各个环节都不能实现。但另一方面，法律若是对某些道德上令人厌恶的行为袖手旁观，不加制止，同样很难令人接受。

而在实践方面，伯尔曼认为，尽管有论者常常以禁酒令的失败主张法律对于改善人类道德状况的无能为力，但事实上法院的判决与立法宣布禁止种族歧视之后，美国社会对种族平等的态度有了明显改变。这种法律的教化性与法理学中的法律父爱主义有所区别，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语境中的概念，试图解释在以保障个体自治与防止侵害为核心、强调道德与法律区分的西方法治体系中，为什么会存在限制那些仅造成自己或者他人道德损害的法律。正是我国当代法律的教化特性，将马克思主义信仰、传统社会的美德及当代的法治精神有机地融合，将政治信念、伦理道德与法律规范辩证地统一，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平稳转型。另一方面，西方近代社会的法律同样也有教化功能。

易言之，发挥刑法的教化作用是必需的，但其限度需要进一步明确。有鉴于此，我们党才会要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

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律信仰概念仍能成立，是对我国历史传统及当代经验的自主性表达，是我国法学自主性话语体系发展过程的重要成果。2020 年颁布的《民法典》第 1 条开宗明义地规定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此原则的指引下，一些道德性、教化性的内容被引入了《民法典》。

例如，1954 年《宪法》制定之后，政府曾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更为重要的是，绝大多数法律信仰论者并非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没有与西方基督教相类似的宗教传统，历史上中西方的政教关系也大相径庭。当然，有人教条性地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区别，认为法律规范的只是人的外在行为，以之来推行教化，如果改造人的主观世界，那么只会伤及道德的本性。事实上，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并不完全相同，作为信仰对象的法律具有科学性与正义性，这种理性的信仰不与怀疑主义精神冲突。作为儒家的中心观念——礼，即起源于祭祀神天、祖先的宗教活动仪式。就此而言，成为法律信仰理论立论基础的伯尔曼的名言Law has to be believed in，or it will not work，其中believe in按照英语世界的传统理解应为把……当信念对……抱有信念，译成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宗教信仰与世俗信念的混淆。

一方面，各级具有行政立法权的行政部门愿意通过行政立法的方式推进某些教化目的。只有保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才能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宪法实施才能真正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

其次，法律信仰学说在理论上的靶子是法律工具论，这种理论仅将法律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显然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冲突。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学界存在儒家是否具有宗教属性的长期争论，但如果将目光投向礼法秩序背后孝的精神，则会发现这种孝既是将祖先、家长与子孙连接在一起的生命论式的孝，又是超越了死亡的恐怖与不安的宗教式的孝，其中的宗教意涵不言而喻。

《法律与宗教》中译本出版是一个重要节点。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两种性质的矛盾理论一直是我国司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教育一直被认为是处理群众内部矛盾的主要手段，即便是群众内部矛盾中属于犯罪的，依法处理也只是教育的辅助手段。

又如《民法典》第 1043 条规定：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另一方面是因为迅速全面立法造成了大众与法律的隔膜。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先民时代的法律萌芽，来自于宗教，来自于天神地示人鬼的崇拜，表现为一种‘神权法。比较中肯的地方，如对法律信仰论中信仰内容的批评，绝大多数法律信仰论者对法律信仰对象的界定过于宽泛，以至于将法律理想、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职业、法律目的、法律技术都纳入了法律信仰范围。

对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的刑事法庭主要功能不在于查明案件事实，而在于以‘表态—展示—教育—忏悔四部曲的方式来教化被告人和其他公民。第四，反对法律信仰论的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与伯尔曼研究的西方历史毫无可比性。

上述规定，诚如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该条通过旨在维护良好家庭生活秩序的专门条款，将德治理念在法典之中予以正式确立，既弥补了传统中国家庭伦理秩序缺乏制度性建构以及当代立法缺乏道德内容的不足，又弘扬了以美德为中心的中国法制理论传统。进入新时代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强调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全过程。

（三）新世纪法学界对法律信仰论的批评进入 21 世纪后，陆续有学者对风靡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法律信仰论进行反思。事实上，信仰是将某些信条或者价值当作自己行动的准则，是发自内心且无条件地遵从，因此是主观的。

上述条款一方面课以国家机关义务，促使其实现教化之目的，另一方面尽管并不对行为人之行为造成直接的强制，但却起到一种引领、指导的作用。就后一方面而言，尽管西方近代启蒙主义的法律思想与实践强调人的自主性、道德与法律的分离，但有关法律教化的论述始终不绝，如孟德斯鸠就曾指出：一个明智的立法者就应当努力通过适度的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箴规，通过荣誉的法规的适当应用，通过羞辱性的刑罚……去教养人民。例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 1 条宣称立法目的在于弘扬中华民族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第 18 条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的规定更是一度引起社会的热议。在分则部分，第 299 条有关侮辱国旗、国徽、国歌罪的规定，第 299 条之一有关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的规定，都是以刑罚手段保障教化目的的条款。

在他们看来，法律信仰论是一种过于想当然的附会：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形同虚设，西方国家之所以有法治，是因为那里存在对法律的信仰，而我国当代法治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恰是因为法律信仰的缺失，因此，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的顺利推进，就有必要在全社会树立起法律信仰。但我国历史上未出现过支配性的宗教势力，也不存在所谓的政教分离的传统，宗教与法律、道德与法律的分离更无从谈起，因此，伯尔曼给西方法治危机开出的药方于我国法治建设过程所暴露出来的弊病并不对症。

一般而言，法律的范畴与道德的范畴有重叠的部分，但也有各自不相隶属的领域。在该书出版之后，有关法律信仰问题的讨论有了长足进展。

在基督教的法律观中，类似观点更加常见。最后，教化还意味着需要有德之人的统治，通过礼教而塑造君子（修身），从而将忠、孝、仁、义等社会价值内化为一部分人的个人美德，然后让这一部分人统治和教化其他民众。